薄熙莹黄菊自杀真相我们常把“贫穷”二字挂在嘴边，诸如“穷得要吃土了”、“贫民窟女孩/男孩”等短语，都是我们自嘲的标准句式。 真正的贫穷像一座没有窗口的，家徒四壁，没有出，没有未来。所谓和底线在这里都不堪一击。 通常，我们很难把日本与贫困划上直接的等号，但就是在日本，却有一群“看不见”的女性，过着许多人难以想象的贫困人生。 有的高中女孩因为要打几份零工而无法兼顾学业，有的家庭直接寄居网吧，有的单亲妈妈要依靠风俗店托管孩子，有的女性干脆将行业视作自己生活的最后一层网…… 因此，贫穷不像影视作品中的励志故事，能通过自力更生而摆脱，它更像是彭罗斯的阶梯，一旦进入，便永远在同一水平面徘徊。 对于女性来说尤其难，这些日本“”（日语中的“”有“底层”的意思）女性，仅因性别身份就不断被压缩着和升的空间。 她们被困在了一个时间静止的困局中，永远在努力，永远在原地——更的是，她们几乎不被“看见”。 我们常说人生不能苟活，要有起码的和底线，但对于阶层来说，和底线都是上流阶层才配拥有的“奢侈品”。 日本NHK特别节目制作组相信很多人都很熟悉，之前曾推出过《无缘社会》《老后破产》以及《三和大神》等反映社会现实的经典纪录片，这些纪录片一经推出往往引发巨大的社会反响和讨论。 《看不见明天——越来越严重的年轻女性之贫困》也是其中之一。由这档纪录片集结而成的《女性贫困》一书，再次带我们回忆了大量关于女性贫困触目惊心的案例——与无学历无资本无技术，往往身负巨债、常年流浪在网吧的中国“三和大神”相似，这些日本“女性”寄生在机构、网吧，过着只活在今天的生活。 节目组采访了一位在性服务派遣公司工作的四十多岁的母亲。这是一位心理承受能力强大的女性，为了债务，她在白领合同工和夜店卖春之间灵活切换，下班接孩子回家后就开始做饭、打扫等家务劳动。 在行业，有不少像这位母亲一样过着双活的女性，她们把卖身之外的普通工作称为“白天的工作”。 那么，让她们不惜躲在“黑夜”里也要从事的业，到底有着什么“白天的工作”给予不了的好处呢？ 毫无疑问，钱是妈妈们投身行业的最终目的，但使她们找不到工作、挣不了钱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正是找不到托儿所。 节目组探访了一家聘用了许多单身妈妈的性服务派遣公司，那里不仅有合作的民办托儿机构，公司甚至还给员工报销一半的费用，因此解决了许多单身妈妈找不到托儿所的燃眉之急。但是，这也意味着孩子们会在店里长大。 她们之中有的因为家里贫穷无法上学而早早地出了社会，在没有父母也没有学校教育的情况下，她们对自己的身体变化反应迟钝，导致错过了堕胎期限才得知怀孕。 孩子的父亲通常也会销声匿迹，这些意外怀孕的年轻女性无依无靠，只能投奔提供补助和托管服务的行业。相似的人生就这样传递给她们的下一代，无限循环。 节目组采访的另一家店店主三上对“女性”现象有着更深入的观察：“这样的女孩一个接一个地怀孕，然而她们又无法好好抚养孩子。由不能适应社会的母亲养大的孩子一旦增加，会导致日本的国力下降。“ 三上的话道破了许多问题。眼下的日本虽然在大力鼓励婚育，但鼓励对象中是否包括了这些挣扎在底层的女性？日本也有针对底层群体的社会保障体系，但为何年轻女性们还是投奔机构？对于这些女性生下的孩子，又该如何帮他们贫困，扶持成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带着这些疑问，节目组采访了民间救助团体“融合网横滨”的负责人，临床心理医生铃木晶子。她表示，去申请救助金需要提供太多资料，并且每种福利的发放机构不同，需要奔走的地方太多，还不一定成功。很多人在申请被驳回后都不会有信心再尝试第二次。 十六岁的“吉吉”是一名少女。她的家境一直不好，母亲再婚，继父因意外失去工作，还对她实施了数次性侵。为了这一切，吉吉在初中就离家出走，然而因为未成年无法打工，最终了的。 行业作为年轻女性最后的所会进一步加速女性物化的过程。随着越来越多良家妇女加入卖春行业，这从戏谑地揭露了一个社会保障体系的溃败，以及结构性性别之可怖。 唯有在身体的地方，女性才能求得最周全的救助；唯有当女性是男性的附属品时，才能被“”，得以存活。 难怪一名二十一岁的女孩会说出“将来女儿要是干这一行，我觉得我会同意”的话。在知道了这些女性所的一切后，很难想象日本该如何扭转愈发下坠的未来。 电影《小偷家族》中有着这样一幕，在风俗店打工的妹妹雅纪对一名哑人常客动了情。事实上，不能分离工作和私人情感的风俗从业者不在少数，《女性贫困》中便有记载。 二十七岁的幸惠很活泼，她中学离家，最终扎根于某风俗店。在经历了家庭变故和失败的感情后，幸惠发现自己反而能从顾客身上得到安慰，店内的工作人员也给予了她从未感受过的关怀。 东京大学著名社会学教授上野千鹤子在其著作《厌女》中提到了一则案例：1997年，东京电力公司的一名女职员被，最后发现凶手是一名外籍嫖客，由此揭开了这位女职员不为人知的一面——她也从事着“一白一黑”两份工作。 然而最令人不解的是，她的“白天工作”足够体面，也能支撑她的日常生活，为何还会主动去卖身，而且还是以低价“贱卖”？ 上野千鹤子在书中给出了答案——这位东电女职员以低价标价自己身体的同时，其实是在以低价标价男人的性欲。 “大学二年级，A子（东电女职员）的父亲去世，身为长女责任感极强的她，一心想着要由自己来支撑这个家。她进了与父亲同一个公司......作为经济学学者也展露头角......（但）她不能被特殊对待，照样要给男职员端茶。” 作为“父亲的长女”，要担负起养家的责任，成为了实力与男职员比肩的女职员后，又不能忘了细心体贴的“本职”。据调查，A子在公司常年被孤立，在被公司两次调派后开始了卖身的工作。她白天上班，晚上下班后会去便利店随便吃点东西饱腹，换好装束后去涩谷站街。 在这种“黑白”撕裂的状态中，A子一步步地深入卖身这条，以一种扭曲的方式夺回自己身体的掌控权。 上野千鹤子总结到：“通过自主地成为‘男人性的对象’，女人想达成什么？当然，就是通过把男人还原为‘仅仅的性欲’、‘仅仅的性器官’，正如男人对女人所为.......买娼，使男人女人；卖娼，让女人轻蔑男人。“ 在一众看客眼中，主动投身行业，糟蹋自己身体的A子是自甘的“”。可就是在这么一条人人唾弃的臭水沟里，一名女性找回了自己于男性的。 对于“少子高龄化”社会的日本来说，鼓励生育是他们的当务之急，但是积极鼓励生育的背后，却没有深刻意识到减轻女性育儿成本，以及重新分担家务劳动份额的重要性。 日文版《纽约时报》的首席记者Motoko Rich在多篇报道中揭露了越来越多日本女性选择不婚不育的原因。 排在首位的，几乎可以说是全球女性都必须面对的困境——不平等的雇佣制度，以及建立在性别上的家务劳动分担的严重失衡。 根据经合组织（OECD）统计，日本男性平均每天分配给无偿家务的时间仅仅是41分钟，女性则是224分钟，是在东亚三国中份额相差最大的。值得一提的是，中日韩三国女性的每日家务劳动时间都超过了200分钟，这也是为什么《82年生的金智英》和《坡道上的家》等主妇文学能引起无国界的共鸣。 家务劳动和职业发展像一个一样扣住了女性的双脚，一只脚想往前迈，另一只脚在后面拖。这种强烈的撕裂，常常让女性选择、放弃。 在日本，女员工怀孕后直接辞职回归家庭常普遍的现象，而硬币的另一面，则有着公司给有育儿责任的女员工降薪、劝退也无人的职场“潜规则”。 对于日本女性来说，家庭与事业僵持在一个二元对立的状态，因此，很多年轻女性只能通过不婚来实现职业梦想。 近年来，安培积极推进“女性经济（Womenomics）”，希望通过动员女性进入市场生产而复苏经济。然而该策略一直被诟病只是将女性当“救急工具”使用，对性别平权并没有更深的认识。 其中一个例子是“Ikumen Project”。该计划希望通过鼓励男性分担家务和育儿劳动来减轻妇女的负担，从而有机会外出工作，可简单理解为日本的“奶爸计划 经过几年的推行，“Ikumen”的概念在民间得到了一定的，机构也通过设立“Ikumen Star”（Ikumen之星）等项来提高“奶爸们”的凝聚力和参与度。 然而，该计划对回归家庭的男性的褒机制出了计划本身的局限性：做家务、带孩子对男人而言是“加分项”，更不用说大多数男性甚至并没有将这些“加分项”放在眼里。因此，帮助已婚女性回归职场始终难以逃离“男性对女性劳动的占有”的父权制叙事。 作为一个本来出生率就常年低迷的国家，日本城市仍然存在育儿资源不足的情况，加上其小心严谨的民族特质，日本妈妈们的压力可谓雪上加霜。 尽管日本希望通过帮助已婚已育的女性们留在职场，以此提高婚育率和推动经济，这位妈妈却因为怀孕被供职的早教机构以“一般女员工结婚生子都会主动辞职”的缘由劝退。 这无疑是一个令人费解的局面：一方面，日本育儿资源的严重短缺不断加重着工资微薄的幼师们的工作量，使得幼师成了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冷门职业，另一方面，当有幼师成为母亲时，却又因为其工作能力下降而被降薪、降职或劝退，这就导致了育儿资源的持续匮乏，母亲们始终无法从家庭中被解放。 这篇2019年的报道还提到，日本有超过两万名婴幼儿在排队等候有补贴的托管服务，这说明很可能有一批单亲家长的生活会因为等不到补贴托管服务而被压垮。 在普通家庭中就缺席家务劳动的日本男性，自然更不会在离异后承担育儿责任，所以在单亲家庭中，家长是女性的比例无疑是更高的。 很多单亲妈妈正因为要照顾孩子而无法兼顾工作，大多数公司也不会聘请她们为正式员工，贫困的代际传递由此开始。 “我觉得如果要是停下来喘口气，就会什么都不想干了，会一直躺下去起不来，一蹶不振。因此我不会回娘家。 也许是我害怕放松，一放松，那根紧绷的弦就会断掉。那样的话，我就再也没有力气奋争下去了。” 现实里既没有《小偷家族》的抱团取暖，也没有《寄生虫》的“天真”富人。性别和阶层的，真的有打开的钥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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